□ 长江日报记者田巧萍 通讯员丁莉 韩婧
究竟是什么影响了现代人的婚姻，以至于走向离婚？对此，长江日报记者近段时间采访了多位金牌家事调解员。在武汉，家事调解员已有近万名，纵向分布在社区、街道、区，横向则分布在民政部门婚姻登记窗口、派出所、法院等。在她们接触到的一个个案例中，沉迷手机已成为影响现代人婚姻的危险因素之一，被人们视作婚姻路上的“拦路虎”。此外，不如意的鸡毛蒜皮日积月累得不到解决“销蚀”着夫妻间的感情，父母等长辈对儿子、女儿小家庭的过度参与等也是夫妻离婚的重要因素。
■ 沉迷手机导致夫妻离婚的占总数30%
“他完全不关心我，不管孩子不管家，回到家就是刷手机。”小方不是金牌家事调解员聂春燕接触到的第一个因为丈夫刷手机而提出离婚的人。聂春燕是武昌区人民法院一名专职家事调解员。
小方告诉聂春燕，自己的家让她有一种窒息感，感受不到温暖，也看不到希望。由于孩子小，她每天下班回家后，要管孩子吃喝洗，要带孩子睡觉。小方的丈夫小王下班回家后，就是吃饭、看手机、睡觉。且不说小王主动帮忙做家务，就是小方忙不过来时喊他搭把手，也叫不动他。夫妻俩因此几乎无话可说。“这样的家庭死气沉沉，让人受不了。”小方说。
聂春燕找来小王聊了聊。小王认为他的家庭很正常，自己对小方也没二心。“我把自己的工资交给她，每天下班就回家，不在外面打牌、喝酒。”不过，他在手机上看看朋友圈、看看新闻、打打游戏，“时间确实过得太快了”。
“那你能不能改变一下刷手机的习惯呢？”聂春燕看到这对将离婚起诉书交到法院的夫妻并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如果小王改掉一些习惯，这个家庭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我没有问题，为什么要改？”小王对婚姻和家庭的认知直接断送了他的婚姻。聂春燕的调解方向也从帮助两人维系婚姻转向两人离婚的财产分割、孩子归谁的问题。她认为，对小方而言，这样的婚姻质量不高，硬要维系下去对小方是不公平的。
金牌家事调解员曹红玲把夫妻中任何一方在家沉迷手机而不履行家庭成员责任和义务的行为称作“冷暴力”。“它与大打出手的家暴一样，对家庭的伤害也足够大。”
曹红玲介绍，因为一方沉迷手机而导致夫妻双方缺少沟通、不分担家务、不能彼此关心而导致离婚的，已占离婚总数的30%。
在法院做离婚案的诉前调解时，曹红玲还注意到另外一个手机移动支付带来的问题——夫妻间的财产形成了事实上的分割。
“我们爷爷奶奶那辈人，用信封装好工资，拿回家合在一起，用多少取多少；到了父母辈，一方会把工资卡交给当家理财的一方。这其实是夫妻共同经营婚姻家庭的物质表现。”曹红玲说。
“现在发生了变化。”在曹红玲调解时，一些闹离婚的年轻夫妇会因为谁为这个家庭付出得多争吵。“家里水电费是我交的。”“菜是我买的。”“我上周不是还买了一提卷纸吗？”全部是细账。但是，这些生活中必需的细小支出往往在不经意间成为当事人心中的“一根刺”。
夫妻双方收入分开保管，生活中的日常开支分开支付，共同养家、经营家的概念从金钱上“瓦解”了。很多夫妻在离婚进行财产分割时，不知对方到底有多少存款。
一个人一个账号的手机，是集交友、娱乐、理财等诸多功能于一体的强大平台，也成为夫妻生活中的“第三者”。对于手机，处理不好的夫妻最终走向婚姻破裂。
■ “没有你赚钱养家，她怎么能安心读博呢”
“康老师，祝您节日快乐！很感谢您的帮助和指导，我们回到正轨了。这次危机给我上了深入心扉的一课，很幸运能遇到您。”3月8日一大早，65岁的康兰英刚到办公室就收到这条祝福短信。
康兰英是洪山区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心家事调解员，她的办公室就在洪山区政务服务中心6楼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窗口的隔壁。她也是武汉市妇联评出的首届金牌家事调解员之一。
今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的早晨，谢先生和妻子李女士来办理离婚手续，被正在大厅里巡视的康兰英发现。康兰英认为自己可以对这对夫妻做一下调解工作，于是请他俩先到调解室谈谈。
一个多月过去了，谢先生和李女士按照康兰英传授的方法用心改善夫妻关系，一家人的生活重新走上正轨。
用康兰英的话说，家事调解员就是做两件事：发现可以挽回的婚姻就耐心细致地做工作，让这个家庭重回正轨；对于无法挽回的婚姻，就搭建一把梯子，让离婚的双方体面地下场。
康兰英的调解对象有的是自己找到调解室来的，更多的是她在婚姻登记大厅里发现的。那天，她在大厅里一下子就注意到了谢先生和李女士：丈夫一再向妻子表示不想离婚，却又尽力配合决意离婚的妻子。
坐在他俩背后的康兰英听了个大概。她还看到妻子脖子上有新鲜的挠痕，两人一定是在家里刚闹过。康兰英心里有数了——可以调解试试。她分别把两人请进调解室，一个一个地了解情况。
谢先生和李女士是大学同学，毕业后结婚，女儿5岁半。谢先生早早工作养家；李女士一直在读书，即将博士后出站。
李女士告诉康兰英，她的丈夫平时很少在家，对家庭帮助不大，再加上爱喝酒，喝醉了就打她，酒醒后又保证不再打她，但下一次喝醉了还是打她。丈夫打得最严重的一次，李女士报了警。
康兰英问：“一直这样还是后来是这样？”李女士说，她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就这样了。康兰英明白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在学历上“女高男低”的家庭。两人原先的起点是一样的，但是随着妻子学历越来越高，原来的家庭平衡被打破了。
康兰英问：“你是不是有时候说话不注意，比如说他没用？”李女士承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
康兰英随后把谢先生请进调解室。谢先生说得也很委屈：他大学毕业后就工作了，一直辛苦地赚钱养家，支持妻子读书。现在，他觉得自己与妻子的差距越来越大。他想着就苦闷，开始喝酒，喝多了就无法控制自己打妻子。
“你们在家里一直是平等的啊。没有你赚钱养家，她怎么能安心读博呢？这就是你在家庭里的价值和贡献啊。”听到康兰英的这句话，谢先生有些吃惊。这是他和妻子从来没想到过的问题。
康兰英从第三方的角度帮这对夫妻看清了各自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俩的问题是双方都只看到了学历，一个一直在往前走，另一个原地踏步，矛盾越结越深。
解决矛盾的关键是要让他俩回到平等的地位上来。受到很大启发的两人表示，回去试着再过过。
康兰英把谢先生单独留了下来，向他“面授机宜”：“想喝酒了，想想今天你跟我说的话；平时多主动与妻子交流沟通，让她感到你在意她、关心她；在结婚纪念日、妻子生日等特殊的日子里，作为男子汉，你要对妻子有所表示，让家里的气氛浪漫一点……”
在家事调解员眼里，绝大多数闹离婚的夫妻提到的原因都是生活琐事，不如意的鸡毛蒜皮日积月累得不到解决“销蚀”着夫妻间的感情，磨灭了婚姻生活的希望。这个时候，帮助当事人找回并强化家庭生活中的温情，帮助他们学会改变，往往成为家事调解员化解家庭矛盾的一把钥匙。
■ 父母的过度照顾最终击垮他们的婚姻
独生子女开始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时，有些父母并没有从心理和行动上接受孩子成人了、成家了这一事实，而是像过去照顾儿子、女儿一样照顾小家庭。这种照顾却最终成为击垮小夫妻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一天，一位婆婆和儿子、儿媳一起“闹”到了家事调解员马天红的调解室。儿媳坚决要离婚，原因居然是婆婆连内衣都帮她洗。
很多武汉人对马天红这个名字很耳熟。马天红是江汉区司法局北湖街司法所“马天红调解工作室”负责人、北湖街综合治理中心专职主任，也是武汉市妇联评出的第二届金牌家事调解员之一。这位曾获“全国人民调解能手”荣誉称号的调解员不仅在办公室时做调解工作，还会到当事人家里进行调解。
儿子、儿媳并没有跟婆婆住在一起。婆婆每天会买好菜来到儿子家，洗衣、拖地、收拾房间。傍晚，儿子、儿媳回到家时，她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儿子单身时，她就是这样照顾儿子的。现在，她也这样照顾儿子的小家庭，任劳任怨。
儿媳不领情：“妈，我们不累，衣服可以自己洗，饭也可以自己做。”儿媳委婉地提了几次，婆婆并没在意。直到儿媳提出要离婚：“妈连我的内衣也要洗，我还有没有一点隐私？”
婆婆受到莫大的委屈：“我巴心巴肝地照顾你们，还错了？”
马天红安抚好儿媳，直接做婆婆的工作：“他们是一个小家庭了，这个家里不再是儿子一个人。他们的日子让他们自己过，您回去过自己的日子。”
马天红劝走了辖区里两位这样的婆婆，让她们尊重小家庭，因为这个小家庭里不仅有儿子，还有一个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媳。刚开始，婆媳相处时，其实是两个陌生人相处。两人都要有“边界”，婆婆不能把与儿子相处的那一套照搬到儿子的小家庭里。
聂春燕在一起离婚案的调解中，看着一位爱女心切的父亲最后将女儿推向了离婚。
小陶和小陈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就结婚生子，小陶当了全职妈妈。老家在外地的小陈在武汉工作非常努力，升迁很快。有一次，小陶来到小陈的办公室，看到他的抽屉里有干花和卡片，于是问他这些东西是谁送的。小陈说自己不记得干花和卡片是怎么来的了。小陶不信，牵着一个孩子、抱着一个孩子，闹到小陈单位，让小陈下不了台。于是，小陈开始借故不回家了。
陶父为了帮助女儿，也多次去小陈的单位找他的领导，请领导让小陈回家。陶家父女的行为无疑给小陈的事业发展带来了影响，小陈坚定地提出离婚。
“一般来讲，男方提出离婚，挽回的可能性很小。”小陈起诉到法院后，刚开始，都是陶父替女儿来法院。聂春燕告诉陶父：“您让您的女儿自己来跟我谈。”坐在面前的小陶让聂春燕心痛：一位知名大学的毕业生因为做全职妈妈，失去了自我。在与丈夫的争战中，她又过分依赖父亲。父亲简单粗暴地找女婿单位的领导，不仅没有解决女儿、女婿的问题，反而起了反作用。
婆媳关系是人世间最复杂的关系之一，现在又添了翁婿关系。马天红和聂春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离婚案中，小夫妻因双方家长问题而离婚的占总数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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